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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校庆| 我的两位校主/丁建新、何妍

编辑:陈星星 发布时间:2024-11-12 点击:

在中山大学南校区的绿树与幽径之间,有一座别致的红楼静静地矗立在东北角。红砖为墙,绿琉为瓦,中西合璧。瓦缝里的青苔与尘埃无声地沉淀着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古朴幽雅的气息与康乐园厚重、沉静、自由、活泼的校园精神浑然一体。清晨午后,每每散步于此,我总会停伫许久。这座于1919年6月落成的红楼,原本是陈嘉庚先生捐资兴建的岭南大学附属小学礼堂。为纪念和感恩先生对岭大教育事业的支持与贡献,学校将该礼堂命名为“陈嘉庚堂”。如今,学术在此传承,这栋红楼已成为中山大学近岸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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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陈嘉庚堂


建筑,是一个地域历史的共同记忆。那依附在空间里的亲切感总能一瞬间被唤醒,仿佛我们从未离开。人生的客栈,总是如此相连。十多年以来,我工作求学,求学工作,从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村到厦门大学,再到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中山大学,从海峡之滨迁到珠江之畔。书剑飘零。这两湾浪漫而神秘的水域,已然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连接着青春岁月的两端。在中大校园看到以嘉庚先生命名的民国建筑,宛若重逢一份温暖的情愫。集美学村那尊高大的铜像又浮现在眼前:西装革履,右手持杖,左手拿着礼帽,眉宇间闪烁着光荣与梦想,亲切与慈祥。清明时节的康乐园是热闹的,无数师生和社会人士带着朝圣般的心情前来缅怀孙中山先生;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集美学村,各界人士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到鳌园祭奠长眠于此的嘉庚先生。两个地方绘画着同样一番风景。时空交错,在过去和现在的双重语境中来回穿梭,我仿佛看到行走在历史幽深与黑暗中的两位校主第一次重逢的场景,以及一个多世纪前,二位尊者在为拯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孜孜以求的漫漫征途中所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眼前的“陈嘉庚堂”和集美大学的中山纪念楼凝聚的不仅仅是世纪风云变幻中两位伟人无私奉献的高尚人格,更是中山思想和嘉庚精神的契合与延续。

谈及孙中山和陈嘉庚,史料上记载的两人直接的交往甚少。陈嘉庚倾力支持和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伟业,孙中山也在陈嘉庚燃眉之时关照了他的教育事业,他们的友谊源于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也源于彼此心灵上的互敬与事业上的互助。孙中山终其一生为革命奔走,无论在朝在野、或是流亡定居,背后总有一批有识之士支持着他,陈嘉庚就是其中之一。“革命势力,则始于甲午,乙未间萌芽海外,随时势之推移,逐渐孳长,遂终成倾覆满清帝国之先驱矣。”辛亥革命的顺势爆发,离不开众多海外侨胞的鼎力帮助。孙中山曾高度赞扬“华侨是革命之母”,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艰苦历程中,陈嘉庚对他革命大业的帮助算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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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与孙中山


1906年,32岁的陈嘉庚首次进入橡胶业,在南洋的土地上种下了一个青年华侨的实业救国梦。此时的新加坡华侨已从天朝弃民发展到积极参与革命,并影响到国内政治生态的一股重要力量。1909年,已加入怡和轩的陈嘉庚在林义顺的介绍下与孙中山见面。那一晚,陈嘉庚见证了青天白日旗的诞生过程。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陈嘉庚对孙中山始终充满着仰慕和敬重。私塾出身的陈嘉庚开始领悟,帝制可以废除,也必须加以废除,民主共和才是建国大道。这次聚会,给陈嘉庚留下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印象。在那风雨飘摇、国家主权丧失的年代,中国的仁人志士面对千疮百孔的国土,苦苦寻求救国道路。也许理想主义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自有一种巨大的感召力。在绝境中,人们需要希望。对陈嘉庚来说,孙中山正是在黑暗中散播光明的领袖,他的浩然正气和真诚执着深深打动了当时殷切企盼拯救民族危亡的陈嘉庚。

随着对革命思想的深入了解和革命势力的扩大,陈嘉庚对中山先生的这份敬仰迅速升华为他踏上革命征程的坚定决心。1910年春天,陈嘉庚在晚晴园加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留下了铿锵的誓言。从此,他热情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恪守“三民主义”,积极联合南洋的爱国救亡运动,响应和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在革命困境中为孙中山慷慨解囊。那个时候的陈嘉庚事业刚刚起步,存款尚不多,然而,他为革命捐款的热情毫不动摇。从1911年年末到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短短数月,陈嘉庚先后两次捐款六万元资助革命。然而在《南侨回忆录》中,陈嘉庚仅用十几字简单地叙述了其中一次捐款过程,在轻描淡写的字里行间,他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与果敢溢于言表。

源于对苦难救赎和超越的渴望,孙中山与陈嘉庚在立身行事和创业实践中处处洋溢着对人世沧桑的悲悯和关怀,以及对故土不绝如缕的眷恋。如何在苦难中发现希望与意义,将苦难转化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他们找到了相同的出路——教育。孙中山先生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之本”,认为“革命的基础在于高深的学问”。他推崇文武并举,于1924年在广州亲手创办了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和黄埔军官学校,试图以国立广东大学培养革命和科学文化人才,以黄埔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和军事人才。而陈嘉庚也怀着对民族未来的无限寄托,一生都选择以发展教育为己任,他曾说:“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1894年,20岁的陈嘉庚在家乡办了一所“惕斋学塾”。辛亥革命后的金秋时节,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再次踏上回乡之路,从此开始了他散尽千金、兴资办学的伟大举动。中小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和厦门大学从筚路蓝缕中拔地而起,海峡西岸的上空飘起了朗朗书声,贫穷的渔村变成了气象蓬勃的海滨学村,五老峰下的演武场开始上演一出声震海内外的教育兴国活剧。中山手创,山高水长;嘉庚诚毅,集美永存。中山思想和嘉庚精神作为两大学府的生命档案,分别锻造了中山大学和集美学村的传统和灵魂。

集美学村与厦门大学的兴建凝聚了嘉庚先生一生的心血,在重视教育这一契合点上,孙中山与陈嘉庚有着共同的情怀,他曾给予陈嘉庚的教育事业无条件的支持。集美学子不会忘记,1923年10月20日,在闽粤军阀混战中,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留下一段批文:“该校创设有年,规模宏大,美成在久,古训有徵,芽蘖干霄,人才攸赖。兴言及此,宁忍摧残!应请贵省长、统兵长官,对于该校务宜特别保扩,倘有战事,幸勿扰及该校,俾免辍废,则莘莘学子,永享太平之利。”正是这几行字字恳切的批文,使得“集美学村”的官方地位得以承认,流芳百年。

也许对于每一位集美学村的师生来说,孙中山与陈嘉庚交集的历史片段皆已老生常谈。此刻读毕旧书文献,不禁心旌摇动。读书阅世,以渐入不惑之年的心态重新阅读这一段历史,凝视伟人之间的友谊,亦借此回忆集美师友和校风,我的心里常常多一份情感。陈嘉庚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与孙中山走过的岁月只是仓皇一瞬间,但是中山思想感召着他光辉的一生,成为他毕生的信仰。我们作为中大和集大校友,在中山思想和嘉庚精神熏陶下成长过、梦想过,它们也赋予我们的人生积极向上和一身正气的底色,警醒我们作为知识传播者应尽之社会关怀、责任。


2012年4月,原载于《集美校友》。


丁建新,中山大学教授,厦大、集美校友;何妍,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中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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